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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治政權壓力下選擇迎新歷年或舊歷年也成為當時臺灣人的難題與文化抵抗策略

昭和十年(1936 年)的迎神活動。 傳統舊歷年,從 12 月 16 日的尾牙、送神、除夕、新年、回娘家、接神、拜天公,整個正月都在節慶中。數據源│臺灣大學圖書

昭和十年(1936 年)的迎神活動。 傳統舊歷年,從 12 月 16 日的尾牙、送神、除夕、新年、回娘家、接神、拜天公,整個正月都在節慶中。數據源│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昭和 10 年(1936 年)二高女(今臺南女中)的新年會,學校是日本政府規訓同化的重點場域,透過各種活動、儀式讓學生接受「新歷年」。圖片來源│臺南女中百年老照

昭和 10 年(1936 年)二高女(今臺南女中)的新年會,學校是日本政府規訓同化的重點場域,透過各種活動、儀式讓學生接受「新歷年」。圖片來源│臺南女中百年老照片

1914 年開園的圓山動物園,在日治時代是新潮的現代化景點,也是新春熱門出游地,許多父母會在新年假期帶小孩動物園玩。 圖為 1920 年代,二高女學生到動物園校

1914 年開園的圓山動物園,在日治時代是新潮的現代化景點,也是新春熱門出游地,許多父母會在新年假期帶小孩動物園玩。 圖為 1920 年代,二高女學生到動物園校外旅游。圖片來源│臺南女中百年老照片

(神秘的地球uux.cn報道)據《研之有物》撰文:YICHEN WANG 編譯:林洵安):「新年」是一整年最重要的節慶。 從清末至今,臺灣歷經不同政權,從一個年演變成兩個新年,新舊文化交錯嫁接地存在。 在日治政權壓力下,選擇迎新歷年或舊歷年,也成為當時臺灣人的難題與文化抵抗策略。 研之有物專訪中研院臺灣歷史所研究員林玉茹,以 4 名臺灣仕紳為本,從他們的日記一起來回顧,過去的臺灣人都過哪個年? 又是怎么過年?

清末到日治,一個年變兩個年

「5、4、3、2、1,新年快樂! 」跨年倒數,陪伴許多人迎接新的一年;緊接著,充滿「年味」的圍爐、壓歲錢在農歷新年登場──現在的我們已經很習慣過上「兩個年」。 但一百年前的臺灣也是這樣嗎? 臺灣人何時開始過起現代新年呢?

「日治時期」是轉變的關鍵。 清末到日治時期,臺灣人從傳統舊歷年,逐漸轉變為兩度迎年。 林玉茹大致分成四個階段:舊歷元旦的延續與變容(1890-1918)、新歷元旦的引入與競爭(1896-1918)、兩度迎年:規訓與不完全同化(1919-1936)、皇民化的抑制:舊歷新年的抵抗和隱形(1937-1945)。

過去的臺灣人如何過新年? 先讓我們看看以下場景:

1911 年,住在臺中豐原的張麗俊,除夕夜凌晨3點起床,點燭焚香、恭神敬祖,此時的街頭「爆竹一聲除舊歲,桃符萬戶更新年」。 9點他帶孩子燒紙錢,午后往慈濟宮、廣和宮進香,玩梨園,傍晚赴晚宴。

從張麗俊的日記可以看到,家戶熱熱鬧鬧歡慶傳統新年,以各種傳統儀式迎年,這也是清末以來多數臺灣人的新年生活。

日治時代,新歷年首度進入臺灣

時間回到 1895 年,日本統治臺灣后,象征現代化的公歷被引入。 1909 年,日本政府正式廢除太陰歷;但為了懷柔治臺,仍允許臺灣人過舊歷年,從學校及政府機關漸進推動新歷年。

居住在新竹的黃旺成,先后擔任公學校老師、西席教師(家庭教師)。 從他的日記《黃旺成先生日記》,雖然他仍過舊歷年,但學校作為廢舊歷的重點場域,多少影響了這些學童家庭。 例如,1912 年除夕,由于廢舊歷,黃旺成必須到公學校上課,結果學生人數過少而停課。 來年初一到初三,學校規定上半天課,來的學生還是不多。 一直到 1916 年,除夕當天包含校長演講、訓話共上了三小時,顯示學校循序漸進地打壓舊歷年。

然而,常民文化并不容易被撼動。 擔任保正(類似今日的村里長)的張麗俊,接受的是傳統漢學教育。 因為保正身分,張麗俊在 1907 年時曾參加官方新年活動,他描述現場觥籌交錯、杯盤狼藉,因為日人習慣在春酒宴喝得爛醉。 當時,僅少數與官方相關的臺灣人會參加新年賀慶,返家后也不過節。

從他的日記《水竹居主人日記》,他始終使用農歷為主,也一直維持過舊歷年。 這也是 1918 年以前臺灣人的節慶習慣,多數人一如往常過著舊歷元旦,日本引入的新歷年并未普及。

日治時期臺人過新歷年:春酒、出游、名片交換會

改歷雖然被視為同化的第一步,但前期成效只讓部分臺灣人在元旦時掛上門松、國旗和稻草繩,「配合過新年」。 實際上,多數人還是遵循舊歷傳統。 張麗俊在 1916 年時首度在新歷年張貼春聯,日記中卻誠實寫道:「只是聊應故事而已。 」

直到 1910 年代末期,氣氛開始有了改變。 1919 年,臺灣總督田健治郎上任,改采內地延長主義、推行同化措施。 城市里的商家在元旦歇業,中上階級、知識分子逐漸過起新歷年,參與日本帶入的新年活動,夾雜新舊元素的新歷年開始盛行于大城市。

例如,張麗俊、黃旺成頻繁參加臺灣人舉辦的春酒。 1930 年時,就連臺灣民族運動領袖林獻堂,也經常出席類似尾牙的「忘年會」活動。 其中,「名片交換會」規模不斷擴大,從幾百人變成千余人。 后來還有許多婦女團體加入,甚至出現了女性名片交換會,顯示職業婦女已然成形,女性的地位及意識漸漸抬頭,就連新年活動也打破性別藩籬。

“新年出游,也在這個時期開始蔚為流行!

林獻堂的日記便反映了上層階級的節慶生活,顯示他如何從過一個年到兩個年。 作為全臺知名人物、傳統大家族、抗日份子,《灌園先生日記》林獻堂家中到 1929 年才慶賀新歷年,子女會向父母行元旦祝賀禮,參與公學校的祝賀式。 然而,拜祖先、圍爐等傳統祭儀依舊在舊歷年進行,顯示他的心中仍以舊歷為重。

“1920 年代以后,大城市里中上階層的臺灣人,普遍過起「兩度迎年」的生活!

貼春聯、春酒、圍爐、燒香拜佛等傳統習俗,也同時混用在農歷年與新歷年。 林玉茹認為,如果沒有后續戰爭,妥協式的「兩個新年」模式,也許會一直持續下去。

勤勞報國周,嚴禁舊歷年!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隨著戰情規模擴大,局勢有了變化。 新任總督小林磯造以皇民化為治臺方針,要將臺灣人改造成「真正的日本人」。 其中之一就是「廢舊正」,嚴格禁止過舊歷年,更在舊歷新年實施「勤勞報國周」,要求勞工繼續上班。

但在高壓恫嚇下,舊歷年仍未消失。 過年時的肉豬需求一向特別高,1938 年報載彰化市宰殺了450 頭豬,雖比前一年減少,仍遠高于平日的 50 頭,市民其實依舊偷偷地過年。 基隆市街上雖不見娛樂活動,但私下賭博情況盛行。 就連臺北街頭也涌現打扮時髦的男女,電影院人潮滿座。

舊歷年禁令非但無效,反而招來知識分子的抵抗。 留日歸國的醫師吳新榮,在日記中寫下:「在鄉下生活的人豈能夠輕易地忘卻數千年來的習慣嗎? 」,他甚至批評殖民政府:「打破迷信、革新政策,本來一直是我們所贊成、主張的,但是我們對于這段期間所實行的強制手段和愚民政策無法認同。 」

在警察與保甲嚴密監控下,廢舊正還是達到了一定效果。 日治末期,部分的城市青年逐漸只過新歷年,不過舊歷年了,而且一定得要參拜神社、去游樂園才像過新年,爆竹及春聯也在農歷年間消聲匿跡。 然而,許多臺灣人自有隱形、地下化的對策。 例如,吳新榮到友人家參加「舊歷年末的小宴」,「在三樓的小閣樓,節制地過了兩三小時」。 林獻堂一家直到日本戰敗,都還是在舊歷除夕「如例」圍爐祭祖,過著隱形年。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尤其是農村,雖因戰時配給制度不得不過新歷年,底層臺灣人依舊以舊歷年為主,只是將儀式隱形化。 這也是為何戰爭一結束,百姓立刻歡天喜地過起舊歷新年,新歷年反而無人問津。

城市接受新歷年,農村堅守農歷年

日治時代,臺灣人的節慶生活從一個年轉變成兩個年,新舊年在政權影響下競爭更趨白熱化。 舊歷年從未完全消失,但新歷年接受度則有地區、城鄉、階級、行業別的落差。

北部強調儀式的「內地化」,參拜神社、吃年糕、和日人一樣喝屠蘇酒團拜;南部則將舊歷年風俗嫁接到新歷,像是規定寺廟鳴鐘擊鼓,以讓市民參拜。

北部城市里的商家隨新歷年休業,中上階層、日本會社員工、教職員以及有學童的家庭,最早接受新歷新年的生活作息。 但鄉村卻是另一番風景,吳新榮寫道,1935 年的臺南佳里,「在這草地過這正月,全然不出氣分...... 休正的人大概是官吏、職員而已」。

升旗典禮、摸彩、歲末出清,都來自日本新年

在日本統治以前,臺灣已有部分相似的新春習俗,例如賀正(在紅紙寫上名字)、走春、春酒。 隨著日本引入新歷年,又帶來了新的過年儀式,包含了神社歲時祭、歲末出清、摸彩。 有些我們至今仍很眼熟,比如歲末出清、摸彩活動依然是百貨商家年末主打,元旦升旗典禮、掛國旗也從日治時期保留至今。

其中,對民間最深遠的影響為何? 林玉茹認為是出游的習慣。 當時因學校放假,父母會帶孩子到公園、游樂園、動物園;各種同鄉會、婦女會、同學會也趁著假期聚會。 這個風氣流傳活躍至今,新年全家旅游、出國依然風行。

相較之下,立門松、掛草繩在臺灣已不見蹤影。 林玉茹將消失的儀式解讀為「不具有普遍意義與價值」,她說:「農村吃飽都有問題,哪里來的門松、年糕? 不符合生活需求的儀式自然會消失。 」

同樣的例子也出現在清朝,當時臺灣人會在除夕夜殺黑鴨祭神,剪紙虎涂上鴨血、豬血或生肉后燒掉,但晚清時期便不見記載。 林玉茹認為,在沒有政策禁止的狀況下消失,代表與人們的生活習慣脫節。

「舊歷年為什么可以保存? 因為過個好年、家族團聚、祭祖等儀式意涵太重要了。 『過好年』是為了讓明年過得更好。 」

天然抗日分子:農村只過「咱的年」

1945 年日本戰敗后,臺灣人很快重新過起舊歷年,原因為何? 林玉茹分析,一方面是戰后中華民國政府強調「去日本化」,另外,強推的新歷年文化也并未真正走入人民心中。

知識分子原本傾向支持更改新歷,認為這是現代化的展現,可是日本采用高壓政策,反而讓不少人有意識地抵抗。 但林玉茹意外發現,真正抵抗日本的中堅份子在「農村」! 由于農、漁村按太陰歷進行農耕、捕魚,經濟也難有余裕配合新歷年儀式,這些底層庶民沒有強烈的抗日意識,但秉持「照舊過日子」的態度,反而彰顯出常民的文化固著性。

“農民稱呼舊歷年為「咱的年」,新歷年是「日本人的年」!

潛意識中強烈區隔不同。 林玉茹直呼:「他們才是真正的抗日英雄! 政府奈何不了。 」至于商人階級雖較有資本,但傳統結賬日在年底,一時難以更改,因此商家也多習慣過舊歷年。

百年后的今日,在全球化影響與商業活動的推波助瀾,兩度迎年已成為當代我們習以為常的節慶生活。 盡管年輕世代熱衷跨年活動,普遍過起兩個新年,但林玉茹認為,具有內在意涵價值的舊歷年,不會輕易消失。

本文轉載自《研之有物》,一個串聯您與中央研究院的科普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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